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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一月

9月,本站译介过ARTINFO全球站的专题文章《全球100件“标志性”艺术作品(2007-2012)》,对近5年来的情况进行盘点:反响最大的艺术作品是哪些?在美术馆和画廊里展出的成千件艺术品中,哪些影响了艺术圈的话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艺术装置及如过眼云烟般的作品集群中间,又是哪些拥有持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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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者的建议下,本站推出这一专题的中国当代艺术版。作品的提名方式与原专题相仿。提名人包括:欧美琳 (Madeleine O’Dea)(ARTINFO CHINA艺讯中国 主编,《Art+Auction》、《Modern Painters》亚洲区编辑),申舶良(ARTINFO CHINA艺讯中国 记者/资深翻译),严潇潇(ARTINFO CHINA艺讯中国 资深编辑/记者)。我们未像原专题那样打分排名,而选择更为客观晓畅的顺序:编年。此外,我们将时限拓至10年(2002-2012)——在这期间,艺术市场像个疯狂的政客,大起大落后,还幽灵般低徊不去。艺术实践随着更多公共关注和资金助力而更具雄心,在当下又经历着由“离心”转向“向心”的过程,自我实践与团体实践勃兴,溯源与重访之念萌动。国际交流、即时资讯和理论狂潮的海洋不断点亮和熄灭启示(有人在其中狂热地寻觅假肢),“可能性”在被发掘与穷尽间疲劳往复。如问:从我们选出的25件作品中能看出什么?或许,这份榜单更像是一声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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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卢杰《长征计划》(2002-)

10年前启动时称为“长征-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总策划卢杰,执行策划邱志杰)的大型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的展 示、整理和讨论活动,在当年红军长征沿线二十个地点实施。对每个地点在长征中的意义、背景进行重访,举办形式新异的当代艺术展 览、现场创作、驻地文化观察、研讨会等,许多国内外重要艺术家、艺术实践者、当地居民乃至路人参与其中。如今风行的许多话题(如现场、动员、组织、教育、 驻留、替代性、干预、自治、协作、参与性、公共性、流动展览、关系美学、重访历史、多元文化等)在这个项目中都有过极好的触及。此后以‘长征计划’为名由 卢杰继续进行,这10年中,长征计划发展出“超级画廊”长征空间,其自身的线索却并未断裂,以《唐人街》、《KOREA 2018》、《胡志明小道》等项目不断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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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野《温柔地杀我》(2002)

批评家朱朱将刘野的画作比作抒情诗:“篇幅精短,质地透明,情感温柔而深沉,经常是在喜剧式的、具有戏谑色彩的外衣之下,散发出甜蜜而感伤的调子……”,当甜蜜而虚幻、内省却荒诞的人生无可逃避,所有成熟都“不过是一个老去的童年”(耶胡达·阿米亥语),刘野的画成了一代人的最爱。2002年后,洛丽塔般的少女形象几乎成了刘野的个人符号,也是市场的宠儿。我们选择这幅《温柔地杀我》,以一种温柔又暴力的方式投射出种种隐喻,使我们思考与他人、与整个体系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此画被大量借用,比如曾作为左小祖咒《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下集)》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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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小东《三峡大移民》(2003)

现实主义,实地创作,对社会问题的观照,松弛而准确的笔触……谈及刘小东的艺术,这些都已成关键词。还有社会转型期的狂喜和伤痛,人们为寻求物质改善付出的精神代价——“三峡项目”可谓这些创作要素的早期集大成体。面对三峡的历史地理,进行中的大型工程,壮观的人口迁徙,刘小东的处理方式平静而坦然,拒绝耸人听闻的景观化。他着力表现中国人自身的悲哀与对快乐的寻求,现场的人、事与记忆、照片中的图像在他笔下微妙地作用。贾樟柯曾就此拍摄纪录片《东》,故事片《三峡好人》亦与此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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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福东《竹林七贤》(2003-2007)

影片由五部分组成,沉寂、唯美的文人式画面,空灵的配乐,人物的迷惘、孤绝,身体、生死、欲望、无能……构成一种似曾相识的幻景,在戏剧性缺失的情节中隐隐弥漫。在(一)中,七个人物裸体出场,而后穿着自己的职业装在林中游荡;(二)在喧闹的上海,人们在公寓里,吃、喝,讨论欲望、生命与死亡;(三)回到乡村,以一个惊人的杀牛场面开始,牛是被牺牲的动物,也是片中七人似乎一直在寻找的,与土地有关的象征。(四)为七贤的化身构筑了一系列随意的场景:村里努力工作的渔夫,闲逛的一群旅行者。(五)令七个知识分子回到了上海,开始平庸的工作,在大厦中出席一个宴会,愈发超现实的氛围似乎在对城市生活的本质致歉——传统理想人格在当下的尴尬,现实与乌托邦理想之间的龃龉,在当下仍是道不尽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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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光乐《寿漆》(2004-)

抽象绘画在近年来颇受欢迎,在实践中,对肌理、层次、材料、质感、时间等因素的执着多为所见。王光乐自2004年起持续进行的《寿漆》系列是其中翘楚。《寿漆》颇为悦目,却来自艺术家儿时有关丧葬的见闻:“老人会在一个微妙的时刻给自己准备一口棺材。他们在每年择日为自己的寿材刷一遍红红的大漆,一年一遍,幸运的话,可以为自己刷上几十遍……老人并不害怕,而是审慎――简直就不是给自己料理后事。”这个记忆与对绘画的思考发生碰撞:“我想就‘肌理’这个绘画因素作一些尝试。我在画布上一层层的涂上颜料,每一次覆盖都留出上一层的边缘,这样以便看出层数,有一些还用颜色的渐变来加强层数的分辨。一张画的结束是直到刷子无法落笔为止。”这种实践同样面向内心——“没有现成的答案,体验却是真切的:小时候的记忆告诉我有一件事情只能自己去独自面对,一个新的方法告诉我另一件事情我要独自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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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冬《物尽其用》(2005)

《物尽其用》是宋冬和他的母亲赵湘源共同创作完成的超大型装置作品,由赵湘源毕生收集、保存的一万余件破旧、残缺或者未使用过的日常物品组成。这件作品在2005年底首次在北京亮相,随后陆续在韩国、德国、美国、英国等地展出,并在2011年(赵湘源逝世于2009年)以展览“穷人的智慧”(UCCA,北京)延续。赵湘源那一代人对物质缺乏的恐慌,导致了“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然而,对宋冬这一代人来说,物质极大地丰富后,老一辈集体意识中的“持家法宝”成了生活的累赘,带来无用物质堆积的恐慌。不同的生活观念(及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产生深深的代沟,成为一个时代,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的缩影。个人的家庭史也隐现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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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震《8848-1.86》(2005)

2005年8月,徐震与队友登上海拔8848.13米高的珠穆朗玛峰峰项,并按徐震的身高1.86米把珠峰锯下一块运下山。2005年9月,徐震携这块与其同高的珠峰峰顶,以及所有锯山峰的相关录像、照片、文献、工具设备资料前往日本横滨三年展参展。2005年10月9日,中国国家测绘局发布珠峰新高度为8844.43米。珠峰真是被徐震锯短的吗???这在当时引起热烈的争议,尽管证据详尽充分,在这个PS发达的时代,许多人仍不相信此事属实,正如人们从来不去怀疑8848米的高度属实,这种相信与怀疑的关系成为徐震抛出的烟雾弹,搅起一个更大的迷局,令世界与认知,真实与虚构,权威与个体,证据与真相,信仰与玩笑等问题若流弹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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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韡《爱它、咬它》(2005-2007)

《爱它、咬它》等一系列作品,用狗咬胶造出伟大建筑(布达拉宫、古罗马竞技场、凯旋门、五角大楼等)的模型,这些建筑细节毕现,却扭曲塌陷,像贫民窟般堆积一处,用消遣时代的材料营造启示录般的氛围。刘韡希望唤起观众最本能的反应:“狗对于这个(材料),或人对于这些建筑,可能是一个很动物性的、很本能的反应……”,正如文化生产和历史制造都直接通向最根底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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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顾德新《2006.09.02》(2006)

2009年,顾德新宣布退出艺术圈。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角色,顾德新的影响可谓深远,他本人并未参与的大型回顾展“重要的不是肉”(UCCA,北京)是今年最重要的展事之一。《2006.09.02》是顾德新以“腐烂”为主题的作品中最具“标志性”的一件,压路机碾过成吨的苹果,一时间展厅内果香四溢。随着时间流逝,苹果慢慢腐烂、萎缩、变黑、消亡,展厅中的世界也渐生质变。让随之而来的阐释也都腐烂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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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绍基《听蚕》(2006-2010)

梁绍基的创作非常缓慢,因为养蚕是他更主要的工作,他以蚕丝或与蚕有关的活动作为媒介来创作,并视其为一种修行——关乎时间、生命、自然,及其关联。声音装置《听蚕》(2006、2008、2010年三度实施)以活蚕、桑叶、麦克风、耳麦、录音机、篮子、木架等为材料,音同“听禅”,艺术家本人的阐释如下:“在自然态的蚕声中营造静悟之所,让你从谛听流水般、秋雨般食桑声、吐丝声、扑楞楞的蝶化声,在三时期声音中去感悟、其声音神袐、浩渺、悠远、将你带入‘空境’去沉思,返照本心实现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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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原&彭禹《老人院》(2007)

十三个实际尺寸的仿真老人体,国籍、身份、表情各异,身穿军队、宗教、民族或职业正装,坐在电动轮椅上缓慢地活动,彼此相遇或遇到障碍时,会自动改变方向,一声不响地重复着来来往往的移动,形成一种冷漠的规律,仿佛在进行一种毫无沟通的、永不休止的碰撞游戏,逼真到令人战栗。笼罩当下世界的衰朽感从中可见,对多元文化交融的乐观论调也可谓犀利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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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赵半狄《半狄时装秀》(2007)

赵半狄的《熊猫时装秀》一度被视作“炒作”与“恶俗”的代名词。在当年的新闻稿上,赵半狄写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身心遭遇着中国社会的激动、澎湃、幸福和焦灼。每时每刻……我的高级时装秀以中国社会中绝不可忽视的阶层,中国最鲜活的人物为角色,上演一场中国社会多种阶层、多种人物争奇斗艳的一幕。多少人物就有多少风景!”他以熊猫造型为贯穿元素,为中国社会个阶层人物(包括民工、房地产商、二奶、三陪、网络红人、腐败官员、股民、视频裸聊者、河南人等)设计夸张的时尚造型,并邀来潘石屹、芙蓉姐姐、杨二车娜姆等名人助阵T台。这件作品是“奥运年代”的缩影,那时,中国最是人心澎湃,当代艺术市场最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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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贾蔼力 《苍白的不只是你》(2007)

《苍白的不只是你》是贾蔼力颇具代表性的大型三联作品,装置与绘画相结合。戴着防毒面具的男子站在废墟中央,背上长着一双黑色翅膀,远处一张空置的病床徐徐冒烟,画作前方悬着一张白色木椅子。刚劲的线条从画面中向外爆发,充满力量,满载死亡意象的视觉语言却处处暗示着绝望的叫喊。幻想中的末日废墟(印象来自中国东北地区被弃置的重工业区)投射着年青一代悲凉的心理景象——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当代,留给我们的一无所有。在2012年香港苏富比当代亚洲艺术春季拍卖会上,这件作品以550万港元成交(估价上限为380万港元),打破贾蔼力以往的优异纪录,也足见70后艺术家市场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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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蔡国强《北京奥运焰火》(2008)

火药是蔡国强的创作中最核心的元素。火药是中国的古老发明,在近代史与中国的尴尬关系却极是耐人寻味。除火药画和大型装置,大型户外焰火表演在这10年中已成为蔡国强的个人符号,他的足迹遍及全球,在各种大型展览、纪念、庆典、盛会等活动上发挥着这种古老材料的神奇魅力,如同古代典礼中“巫”的角色,以焰火实践同时触及自然与人类,历史与记忆,危险与控制之间的关系。2008年的北京奥运焰火令蔡国强的名字在中国无人不晓,这次表演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沿着北京的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鸟巢的29个“大脚印”,在代表不同历史文化的29个点上燃放,第29届奥运会一步一步走进北京,也代表古老的中国走近奥运会;二是当奥林匹克会旗在鸟巢升起的时候,在鸟巢和天安门用焰火打出一个五环旗图案,而在主火炬手点亮圣火的时候,鸟巢和居庸关长城上同时打出彩虹图案,表现出古今同步、跨越时空对话的概念。这次大型的焰火表演等于把开幕式带到了鸟巢以外的整个北京城,是以前的奥运会开幕式所无,也让这个开幕式成为全体市民可以欣赏的环境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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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林天苗《妈的!!!》(2008)

《妈的!!!》是林天苗在2008年创作的一组小型雕塑装置作品,以一种软硬可控、易于保存的新型材料(经过多次实验)作为创作的主体材质,并结合其以往作品中惯用的毛发、线团、丝绸等材料。作品的主体多以丰腴的中年女性躯体为主,“她们”的头颅被抽象化或者剔除,身体姿态各异,与周围存在物(动物或植物)的主客界限、性别界限、内与外的思辨界限、物种间的差异界限都被模糊打破,混生于一种暧昧的交错关系之中。“妈的”作为展览的主题,意指母体或母性存在的共性,它可以静态地表示具有阴性或雌性的人、物,也可以指一种给予、抚养的过程,“的”所指代的归属、附着、拥有的属性,还可以表示传承、继续的关系,这些都蕴涵着人们对母性的敬仰和感恩。日常生活中人们却随意亵渎神圣的母性,正如“妈的”也可能指代的贬义。这种微妙的双重性,赋予了作品更宽泛的解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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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邱志杰《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2008-2009)

整个计划分为“庄子的镇静剂”(上海证大美术馆),“大桥、南京、天下”(新加坡泰勒版画院STPI),“破冰”(UCCA,北京),“偶像的黄昏”(世界文化宫,柏林)四部分,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现实,由多种形态、媒介的作品、准作品、非作品所构成,包括采集、创作、改编、合作等多种手段,“既是一个漫长的文化研究过程,也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生产计划”,亦是邱志杰“总体艺术”作品的典范。批评家朱朱在《“南京长江大桥”:邱志杰的两次书写》文中写道:“长江大桥从建成以来,官方纪录中已经有2000以上的人在那里自杀。 邱志杰决意以此点重新聚焦大桥主题,是以更富现实关怀的角度切入到这座具有意识形态纪念碑意义的建筑物。事实上,再没有什么比它成为自杀之地这个事实本身,更为绝妙地反讽了它在过去所扮演的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政治神话的美好化身,自杀者在这里所构成的一部微型的历史,与官方编撰的蒸蒸日上、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史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从另一方面而言,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大桥的政治象征功能和它在所承担的交通功能一起,正在逐渐地削弱、衰竭,而自杀者的身影如此频繁地现身于此处,无疑令我们加倍地震撼于信仰的幻灭、社会的动荡,以及生活的压抑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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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鼎《刘鼎的商店》(2008-)

“刘鼎的商店”运用了一个实用主义的经济模式──商店──来建立一个有关价值形成的思想生产和讨论的平台。“刘鼎的商店”开始于2008年夏天,以网上经营为主;与此同时,它不断寄居在各种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活动和展览语境中进行展示和销售。“刘鼎的商店”一方面不断地研发新的产品系列,通过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定价、推广、销售和循环来探索、认识和讨论价值,特别是艺术的价值命题的复杂特征与本质,以及各种价值生成的规则、机制与政治。它同时也是一种表达政治见解和想像的艺术实践。到目前为止,“刘鼎的商店”已经发展了四个产品系列:“带回家实现你心目中的无价”、“艺术乌托邦的未来,我们的现实”、“对谈”和“友谊”。它触及了艺术的界定、艺术家的功能和权力、艺术品的界定、艺术世界中人际网络所孕育的思想和经济价值,其关心的并非是上述老问题在当今社会和历史语境中的复兴,而是思考如何用自己的实践再一次提出问题,进而建立起卓有成效的讨论。这个艺术项目将与其他艺术家对相似问题的思考一起成为当代艺术体制理论建构的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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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曹斐《人民城寨》(2009)

“人民城寨”是曹斐在3D虚拟网络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中建立的一个浓缩了几乎所有中国当代城市特征的虚拟城市,Jeuce黄忱在《曹斐:人民城寨》文中对其描述如下:“它是一系列高度自相矛盾的、相互整合的、充满揶揄与质疑的、同时散布极度娱乐和政治意识的新中国画境。在这座虚拟城市中,玩家可以巡航数字海洋,目睹摩天轮旋转之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俯视三峡水库淹没天安门主席台,翻越倾斜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新图腾,纵身跳过围困在汹涌急流中的飞来寺,步行跨越茫茫荒凉的国有东北厂区,最后驻扎北京国家大剧院。同时,你们会看到庞大的喷射飞机滑越庞大的梯田、裂缝的中央商务区与巍峨的大型超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流入巨大的集装箱厕所,并且通过污水处理系统,最终流入海洋上浮动的毛泽东塑像中;而构成2008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将被汹涌的海水慢慢冲蚀磨损;漂浮在天空中的五星红旗散播着震耳欲聋的噪音,致使雷姆·库哈斯特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彻底崩溃……”作为中国当下现实的一面镜像,它混杂了历史与记忆、当代与未来的各种白日梦般的符号,另一方面,它重新输入了对中国文化,社会学,建筑和经济等新的理解。“人民城寨”被誉为“数字时代的史诗”,触及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同时,也与曹斐在“第二人生”中的游戏化身China Tracy的体验密切相关,真实与虚拟,依赖与渴望,身体与灵魂,人性与乌托邦等问题都在其中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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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艾未未《葵花籽》(2010)

“我是一件现成品,我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情境都是现成品。中国是一件现成品。”——如今,艾未未的名字像一根中指,几乎处处“点石成金”,从2007年率领1001名中国观众前往卡塞尔的《童话》,到2009年对汶川遇难学生名单的调查及用各色书包组成的装置作品《她在这世界上开心地生活了七年》,从这些年间的重要建筑设计,到一系列的事件、言论,再到对社会媒体的出色运用,艾未未的每一作为都可谓“标志性”的。我们在此选择他2010年在泰特现代艺术馆涡轮大厅的上亿颗葵花籽(铺在地上厚达10厘米、总重约为150吨,是景德镇1600名工匠手工制作的陶瓷颗粒,枚枚不同),这件作品综合了艾未未的一些明确、直白,却稍嫌陈旧的主题与观念,不似其他作品有直指当下情境的即时力度,却几乎成了艾未未在全球的个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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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孙逊《21克》(2010)

同孙逊的其他实验动画作品一样,《21克》的所有画面都由手绘完成。在27分钟的时长内,黑白灰三色建构起一个旁系的世界(重组后的地球七大洲四大洋),与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具有某种并行不悖却又丝丝相联的关系。戴着黑色礼帽的魔术师(“合法的说谎者”)这个屡屡出现在孙逊作品中的形象,使历史的真实性话题再次被强调。正如艺术家多次阐释的,政治出于其与历史的接近而成为他作品中反复涉及的层面,而他真正所关注的是“何为真实”,而非政治本身。在他一贯的创作中,意识流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在错综的历史背景下探讨根本问题这一模糊又艰巨的工作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让人随之逐一检验个人意识中的历史参照系,进而退出来,系统地考察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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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胡向前《向前美术馆》(2010)

“我想象美术馆里堆满了东西,接下来就想象着艺术品如果都堆在人的脑子里会是什么样子?”——两个多世纪以来,美术馆以神圣的建筑及内在空间搜集人类文明发展的艺术精髓。现在,美术馆所具有的收藏、展示、传播、教育等职能使其本身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的同时,背后也隐藏着种种问题。胡向前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美术馆,在“开幕”当天向观众透过语言描述“展示”他头脑中的16件藏品(包括虚构的作品)。反思美术馆的价值体系和话语权的同时,也对当代艺术创作与言说的脱节(阐释的修辞术)进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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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orget art地点:龙泉洗浴》(2010)

“forget art”是艺术家马永峰发起的一个独立机构,在城市的任意空间里展开一些无法确切定义的艺术活动。《地点:龙泉洗浴》是forget art早期“微干预”系列项目的典型。30余位艺术家的作品出现在草场地的公共澡堂“龙泉洗浴”中,观众却感到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如日常生活下潜伏的诸般真实)——墙上的窥视孔,贴有诗人先贤的名字的更衣柜,被悄悄漂白的彩色毛巾,被涂成水磨石的水泥砖,被刻意放大的搓澡声,被指定为艺术作品而3小时后自动失效的澡堂现成物——与以往艺术家对空间的完全占据不同,《地点:龙泉洗浴》主张对空间进行一种极少主义式的(而非侵略式的)干预:“让这个空间本身还是原来的空间,或是空间之后的空间”。forget art延续这种“微弱的美学”,后来的实践更多地与当下的政治、经济现实发生关系,包括“微实践”、“微抵抗”等项目。马永峰认为当今世界重要的不是那些有着明确指导思想的大型运动,而是无数自发组织的、“微弱”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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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鄢醒《DADDY项目》(2010)

策展人、批评家卢迎华在《现实主义——评鄢醒》文中对这件作品的描述非常准确:“在这次令人心酸的呈现中,鄢醒面对着白墙站立,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在单亲妈妈的照顾下成长的经历,向在场的观众袒露了自己曾经承受的家庭暴力、生活的巨大动荡感、来自家族的认同感及爱的缺失……开始这场讲述时,鄢醒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了自己父亲的身上,甚至告诉我们父亲就在观众中;而随着他叙述的进行,我们才知道他所指的并非自己真正的父亲,而是一个他从未真实拥有、但无时不企盼的父亲形象。”戴章伦在《这是我的身体——鄢醒和他的讲述》文中则称:“如果我试图认定这样的行动是一种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会陷入一种两难的悖论:一方面,很显然,艺术家选择讲述的一切都不是虚构的表演(performance)而是真实的呈现(present),因此,他选择朝向没有观众的那堵墙(为了确保讲述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艺术家本人却又为自己至少设定了一位观众——他的父亲,在摄影机及所有观众的注视下,他的讲述变成了一种演出。也就是说,艺术家是以一种真实的方式在表演,他站在真实与虚构的镜像临界上,演出着自己的真实。”个体经验、身体、家庭史等元素在这“临界处”被重新激活,产生新的力量,也将“行为艺术”引向全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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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尼沃尔《有风无雨》(2011)

安尼沃尔是85前卫艺术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一个不懈的革新者。2011年在站台中国的个展“有风无雨”汇集了他近年来的重要创作,这些作品延续了对纯粹的、基本形式的视觉表现的强烈爱好,对材质的细致探索,以及这些元素如何作用、联络,成为一个情感之旅。其中许多作品来自2008年以来的实验:让自然元素(天气和季节的实体和知觉感)真正参与到他的画作中,听凭自然力量造成改变。他把画布平放在院子里,用风作画,他让颜料从高空落下,让风把它们吹散,落在画布上,然后汇聚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别的效果。工作室里有些画已经创作数月,他会一笔一笔把结构画出来,然后再拿到室外进行最后的创作。有时候所有元素搭配得完美无瑕,一个下午就能画完一张。有的则需要用1月的风来画,用4月的雨做最后的润色。策展人、批评家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称:“这些画作实现了某种‘绘画的炼金术’,艺术家在创作上的寻根之旅至此得以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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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汪建伟《黄灯》(2011)

汪建伟用知识综合与跨学科的方法不断创造新的当代艺术语言,被称为“学习型艺术家”。他的艺术实践跨越录像、戏剧、多媒体、绘画、装置、行为艺术等,去年在UCCA进行的项目《黄灯》可谓其实践的集大成,综合了剧场模式、哲学式的质询、艺术的方法论和戏剧的偶然性。第一章节《用赝品等待》用八台投影仪从多角度投放影像,建立起一连串让观众产生不同体验的“视觉场”;第二章节《“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是由无数相互连接的篮球网和篮球组成的迷宫般的巨型装置;第三章节《内战》用一系列综合材料构成一个动力循环系统;第四章节《去十三楼的会议室看免费电影》中艺术家试图制造一个“物理上不可能存在的空间”。汪建伟亦以说话晦涩著称,他本人对“黄灯”作如此阐释:“黄灯同时面对两个正确性的敌人——对于绿灯正确性的终止;对于红灯正确性的否定,它在使双方的唯一性丧失的同时获得自身的位置——中间状态的合法。它既是干预也是中介,它使制约与延时成为可识别的‘硬物’。/‘黄灯’作为征兆,提供了另一种观看与理解事物的方式,我们企图建立一种矛盾与纠结的现场,一种使事物总是处于允许与禁止;主动与被动的途中状态,并通过反复的中断与修正,使现场成为无法融合、不可兼容的异质共同体?黄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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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十月

It’s about the “Commons” – Witnessing Occupy Movements and Street Demonstrations in ItalyArticle written by Boliang Shen (Beijing-based curator and journalist at Artinfo China). The article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by Fang Liu in June 2012. The original article of this slightly edited version appeared in Artinfo China, on 25th May 2012.

The ‘Occupy’ movement is not a carnival-style entertainment”, but on May 12th, at the Piazza Verdi next to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what I saw looked just like that: students wearing costumes of ancient Roman generals, medieval knights or pirates (“These where actually students from the local university’s fraternities, probably celebrating their graduation”, editor’s note) and holding placards with creative slogans addressing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gathered at the square under the sun, they drank beer, engaged in animated talks… when dawn drew near, a truck carrying a rock band drove across the square, following behind was a long procession formed by groups of students, smoke of fireworks lighted to herald the procession gradually spread and seethed in this old, red city known for its tradition of radical resistance. The “Global Strike Day” march had just began –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this is a spectacle, another disguis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capitalism”, said the artist Zhou Xiaohu who was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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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time, I and four other artists and curators (i.e., Ma Yongfeng, Ni Kun, You Mi and Zhouu Xiahou) were invited by European Alternatives, a European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art exchange in Rome and Bologna as part of the Transeuropa Festival co-hosted by the European Alternatives and the Transeuropa Network, which took place in 14 cities across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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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rupt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08 and ’09 to the outbreaks of “Arab Spring” and “Occupy Wall Street”, all kinds of occupations, protests, mobilizations and radical politics have been acting like flames spreading everywhere. Nevertheless, we can only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through smoke and phantoms. “Is your art against capitalism?” “Is your art anti-modernism?” – These have been the looking-for-comrades type of questions that we often encountered. I asked abou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urrent radical movements in Italy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m tradition started by Antonio Gramsci and Palmiro Togliatti, the student and worker movements in the ’60s and late ‘70s, radical authors we are familiar with such as Pier Paolo Pasolini or Dario Fo, and even the left-wing extremist group “Red Brigades” in the ‘70s. The answers I got in general were: “There are maybe a certain loose connections, but those are not important, we were very young or not yet born then. What’s happening now i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global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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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ot like the “May Revolt” of ’68 in France, as many people have understood –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growing up after the war revolted against a prosperous society”. Italy is experiencing a serious financial and social crisis. The young people I met showed anxiety over employment after graduation, and expressed concerns over tax hikes and high suicide rate in this city. According to a BBC report, there was a “White Widows March” in Bologna the weekend before we arrived, husbands of the women in the march killed themselves under the burden of deep recession, many were business men – that reminded me of a passage mentioned in the “Capital”, which has often been ignored: do not blame individual capitalists, they are victims of capitalism too. Reports of infectious suicides were all over the place. This March, a craftsman burned himself to death in front of the local tax court. Two days before we arrived, Maurizio Cevenini, a beloved left wing party leader and former mayoral candidate in Bologna, threw himself off a council building. His funeral was held on 12th May, the whole town was in grief. Ma Yongfeng’s “micro-resistance” event scheduled for that morning at a square near the city council was moved to the afternoon on the same day at Piazza Verdi next to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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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in China, movements of “micro-interventions”, “micro-practices” and “micro-resistance” had been well received. Would the effect and meaning of “micro” become difficult to execute or express anything in the mighty context Bologna, where people have been so agitated? Continuing the pattern of creating graffiti on site in Bernard Controls, Ma wrote sentences on recycled cardboards, scrolls of fabrics, flags of Italy and EU, some were with indefinite indications such as “Sensibility is Under Control”, “Action is Product” and “You Can Steal ‘Now’, but Future is In Our Hands”, some were reflections on radical demonstrations – “Do Not Let the Protest Become a Pollutant-Free Ethical Gesture”, “Is It a Revolt without Revolution?” and so on. He also interacted with the students, asked them to write down their thoughts. However, in the deluge of slogans and graffiti of Bologna, could their words be noticed and understood as delicate and firm heterogeneity? After the brief exchanges, would the students deviate somewhat from the radical way of thinking they have been used to for the thoughts written down by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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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zo Marsili, co-director of European Alternatives, asked what if someone from a radical group challenges him? Ma Yongfeng replied: “I’ll ask him to explain his point of view in one sentence, then I’ll write that sentence on a cardboard and give it to him in exchange of the placard he is holding.” That was an interesting idea, but, no one came forward to challenge, and each group kept to itself. There were some minorities who could hardly blend in stood by and watched. A Chinese friend who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Bologna said: “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 happen here almost everyday, they have become a way for the people here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life, express opinions and positions, or legal channels for criticisms, just like us Chinese tweet our complain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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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about the issue with Sara Saleri, a member of European Alternatives, who has studied semiology with Umberto Eco. She thought that the student march we saw should not be deemed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entire “Occupy” protests and street demonstrations happening in Italy. Those young people were simply expressing themselves, they were anxious over the future, but had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stantial problems of the society. She admitted that street protest as a legal public means has a long tradition. However, she stressed that at about the time when the financial crisis started, street movements began to have whole new forms and claims.

“Commons”, “common goods” are terms mentioned often in the above movements, but they are relatively new concepts to Chinese readers. The easier examples are “Wikimedia Commons” and “Pirate Parties International” (PPI). The latter, first appeared in Sweden in 2006, started by opposing corporate copyright law’s restrictions on online downloads and hindrances of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supporting legalization of online resource sharing. Later it grew bigger and expanded to many countries. Its claims have also been extended, by advocating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online information,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establishing a freer civilization and opposing outdated patent laws and monopoly. “Online governing” is another trait of the parties, they take advantag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uch as Facebook and Twitter to allow party members exercise their rights, announce policies, collect opinions and eliminate hierarchy. Its political stance has thus been established. Last September, the Pirate Party in Germany took 9% of the vote in Berlin elections. It was allowed to enter Berlin Parlia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Some people consider that the inception of alternative govern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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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ecessary to mention that, one reason for “commons” to become a keyword is closely related to Elinor Olstrom’s brilliant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 which won her 2009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Her study rip the notion of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 derived from the well-known articl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Garret Hardin in 1968. Also, I must mention the book “Commonwealth”, co-written by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and “The Common in Revolt”, a collection of dialogues between Judith Revel and Antonio Negri. Both are important sources on “Commons” in Italy. This year, the Transeuropa Festival in Bologna held symposiums on issues of digital commons, co-working and co-housing, new chapter of European commons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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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ome, posters advocating water as a common good are often seen, the campaign started last year based on nationwide queries made by two legal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Turi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most Italian considered that water should be deemed as a common good and managed by the people, so they oppose privatization of water.  Shortly after, on June 14 2011, the famous theatre Teatro Valle, built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located along the Pantheon and the Senate, was occupied (Luigi Pirandello’s “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made its debut there). The theatre used to be managed by the ETI (Italian theatre association); then the ETI was closed and the theatre shot down due to high costs and decline of the industry. It was said that the theatre would be bought by a tycoon and converted into a restaurant. Therefore, workers of the arts and entertainment were mobilized through the internet to occupy the theatre, they claimed that culture is a common good, just like the water and the air, and the theatre shall be managed by the citizens. Now it has been almost one year now since the Teatro Valle was occupied, shows have been put on almost every night, performances are open to all citizens who pay as much as they wish. The occupiers and citizens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erformances through public assemblies – “We don’t need to vote, we listen to the reasons of those who say ‘No’.” The occupiers who accepted to be interviewed by me admitted that those were simply the first step of the occupation; they need to develop an alternative managing model of “common wealth theatre” in order to resolve financing and workers’ payment issues, and introduce the model to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For the time being, occupants still make their living from jobs outside of the theatre, they take turns to guard the theatre 24 hours a day, so the government wouldn’t have any chance to evict them –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even shut off the water and light, probably for fear of further intensifying the conflict…”. Similar occupations have erupted involving several other theatres in Rome and many cultural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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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ome, an audience asked about the current fever in China of building museums. Zhou Xiaohu replied frankly that “those are simply some art ‘houses’, and we do not benefit from them” – “But, I believe one day we will occupy those ‘houses’ as well.” Regarding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 that whether the “alternative” art practices in China are part of the global “anti-capitalism” movement, Ma said that what is important in the world today is not movements with clear guiding ideology, but numerous “tenuous” movements that are organized voluntarily by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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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wards I asked Sara Saleri and Gian Paolo Faella, PhD in History of Ide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whether the movements of “commons” and “alternatives” are a direct revolt against capitalism, or just an improvement plan for the status quo. They admitted that opinions have been divided among participants, albeit those opinions derive from the desire for change. “Down with capitalism” is a political appeal belonging to a distant future. That is certainly too reserved in the eyes of a radical. Slavoj Žižek once said that if we try to improve capitalism inside the system, it would only extend the life of capital, the beast, and make modern states, “committees of administering common affairs of the entire capitalist class” even healthier. I also asked, if expanding the context of “commons” in which the backgrounds of members of co-governance and the circumstances are mo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will the model fail or end in disaster, like various communes or utopia in the past? Gian Paolo Faella considered it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in the practice regarding “commons”, what resources could be “common wealth” shall be judged carefully – they shall be limited to resources on which the subsistence of all people rely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hared by a community. To me, instead of establishing a country where everything is eventually a commons, the entire work regarding “commons” shall aim to the autonomy by the people on certain public resources, consequently make a government become a more idealized “limite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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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tired of asking questions that aim for “a clear direction” or “ the final goal”, which probably came from the habitual way of thinking imprinted on us by Leninism: a movement must have clear goals and plans designed by an authoritative figure or the highest commission, which would instruct the masses to strictly carry them out. Maybe we can bring up here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ist Rosa Luxemburg, Lenin’s contemporary: contrary to Lenin’s favour of control and giving orders, Luxemburg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disorder, noise and active, large-scale social events. She stressed the creativity and morale of each participant, deemed a revolution as “a complicated and organic process”, any division or intervention to the process would threaten the vitality of the organism as a whole – which are quite similar to “chaos” “complexity” and “self-organization”, concepts of modern science. Alexandra Kollontai, a Luxemburgist from the elite of the Soviet Bolshevik, also thought that to accomplish a revolution and create new forms of production is like riding on uncharted waters, therefore, action itself is superior then a blueprint or plans. She asked: “Can the smartest manager of a feudal estate invent early capitalism by himself?”. Similarly, without action, we should not expect the experts tra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s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be able to build a wonderful model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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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thanks to members of European Alternatives: Lorenzo Marsili, Luigi Galimberti Faussone, Sara Saleri, Gian Paolo Faella; occupiers of the Teatro Valle: Federica Giardini, Laura Verga, Emiliano Campagnola;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ou Mi, Ni Kun, Ma Yongfeng, Zhou Xiaohu and his wife, Zhu He and Ou Ning who have helped me with the trip and this article.)


30 五月

博洛尼亚Piazza Verdi广场“全球罢工日”游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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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申舶良       日期: 2012年5月25日
来源:艺讯中国 BLOUIN ARTINFO

http://cn.artinfo.com/news/story/806000/Experiencing-the-Occupation-and-Street-Protest-in-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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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不是嘉年华式的娱乐”,5月12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旁的Piazza Verdi广场,我所见却大致如此:学生们身着古罗马将军、中世纪骑士、海盗等奇装异服,高举针对不同社会、政治议题的创意标语,聚集在广场的艳阳下畅饮啤酒,高谈阔论,发泄着过剩的少壮精力和心气……直至白日将近,一辆卡车载着摇滚乐队穿过广场,各路学生团体汇作长队追随卡车,队首燃起烟火,在这座有着素有激进抵抗传统的意大利红色老城沸腾弥漫:“全球罢工日”的穿城游行刚开始——“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景观化’的游行,是资本主义保护下的另一种遮蔽方式,”同行的艺术家周啸虎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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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我与四位中国艺术家和策展人一同应欧洲公民社会组织“欧洲替代性(European Alternatives)”之邀,参与该组织与“跨欧洲网络(Traseuropa Network)”于全欧14个城市举办的“跨欧洲盛会(Transeuropa Festival)”在罗马和博洛尼亚两市的中欧艺术交流活动。“跨欧洲盛会”是2010年始在全欧经济危机的语境下发起的年度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盛会,旨在通过一系列社会动员、实践、艺术活动、工作坊和论坛,为危机之下的欧洲寻求一种“替代性(alternative)”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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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当代艺术馆MACRO和博洛尼亚的小剧场”Teatro Si”进行的两场交流中,倪昆介绍了他担任执行负责人的重庆“器·Haus空间”与成都艺术小组“实验工作坊”联合主办的开放性艺术介入项目“昆山再造”和“器•Haus空间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马永峰介绍了他发起的游击性艺术机构“forget art”2010年进行的“微干预”项目“龙泉洗浴”,2011年进行的“微实践”项目“青年公寓交换”和今年在北京大兴法国工厂Bernard Controls进行的“微抵抗”项目“新‘大字报’”现场涂鸦。周啸虎介绍了2011年他参与上海“桃浦大楼”艺术活动的作品“EATS表达性艺术治疗工作室”第一季“一人一故事剧场”,上海数位艺术家联合策划的“我的共产主义:海报展”,还有上海艺术家们联合发起的长期观察、讨论当代艺术的流动论坛“未来的节日”。由宓谈了她在中、欧两地策划和参与的各种关于“替代性”和公共空间的活动和讨论。我介绍了针对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言“国家的视角”对中国这一复杂现场中事物的简化而进行的实践与创作项目“各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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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到去年“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各种占领、抗议、动员和激进政治的图景有如到处授粉的火焰,我们只能透过它的烟雾和幻影去认识彼此的现实。“你们的艺术是否反资本主义?”,“你们的艺术是否反现代性?”——这种“寻找同志”般的发问是我们常常遇到的。我问及意大利当下的激进运动与自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以来的意共传统,60、70年代末的学生、工人运动,我们熟悉的激进作者帕索里尼或达里奥·福,乃至70年代极左恐怖组织“红色旅”有何关系或传承,回答也多是:“或许有些散漫的联系,那不重要,那时我们还小或未出生,当下运动首先来自全球风潮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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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并非如许多人理解的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一群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起来反抗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意大利如今确实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我接触到的年轻人们对走出校园求职表示焦虑,并诉说当地缴税压力和自杀高发等问题。据BBC报道,一场“白寡妇游行”在我们到达博洛尼亚前的周末爆发,参与游行的女人们的丈夫全因不堪经济危机后的重负而自杀,其中包括许多商贾——令人想起《资本论》中常被有意忽略的一个观念:不要谴责资本家个体,他们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受害者。关于传染式自杀的报道比比皆是:今年3月,一名手艺人在当地税务法庭门口自焚抗议。我们到达前两天,受博洛尼亚市民爱戴的左翼政党领袖、市长候选人毛里奇奥·切维尼尼(Maurizio Cevenini)在市政厅坠楼自杀,5月12日上午举行葬礼,全城默哀。这令“跨欧洲盛会”邀请马永峰原定该日上午在市政厅附近广场进行的“微抵抗”活动改于下午在博洛尼亚大学旁的Piazza Verdi广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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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的环境下,马永峰的“微干预”、“微实践”、“微抵抗”活动都有很好的效果。在博洛尼亚群体沸腾的“强”语境下,“微”的作用和意义是否会变得难以操作和言说?他延续在Bernard Controls进行现场涂鸦的做法,在回收纸板、织物长卷和意大利、欧盟国旗上喷写并不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话语,如“感觉在控制之下”,“行动就是产品”,“你可以窃取现在,但未来还掌握在我们手上”,以及对激进运动进行反思的话语,如“‘反对’只是另外一种政治正确”,“不要把抗议变成无公害的道德姿态”,“这是一场没有革命的反抗吗?”……他同时与在场的学生进行交流,请他们写其所想。然,这些话语在博洛尼亚铺天盖地的标语和涂鸦中是否能成为一种微弱而坚硬的异质存在而被注意和领会?现场的简短交流后,学生们写出的所想是否能对他们已成惯性的激进思维方式有所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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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替代性”的负责人洛伦佐·马西里(Lorenzo Marsili)曾问,如果在场的其他激进团体前来发难该怎么办?马永峰答:“我就请他用一句话说明他的观点,把这话喷在硬纸板上送给他,也请他把手中的标语送给我。”这是有趣的思想交换,但,并没有谁来发难,各路团体都自顾自地游走,还有难以融入这些团体的有色人种在周遭徘徊观望。博洛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朋友说:“上街、抗议和游行在这儿几乎天天发生,已成为他们参与公共生活、表达观点和立场的方式,或是合法的宣泄渠道,就像我们中国人刷微博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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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此与生活在博洛尼亚的“欧洲替代性”成员莎拉·萨莱里(Sara Saleri)长谈,莎拉曾在博洛尼亚跟随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学习符号学,她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当天看到的学生游行视作意大利全部占领和街头运动的缩影——那些只是年轻人在表达自己,他们充满对未来的焦虑,但与实质性的社会问题接触有限。她承认街头抗议作为一种合法的公共生活传统由来已久,却也强调在经济危机前后,街头运动确实有了全新的形式和诉求。她向我讲述2004年以来的“圣无保(San Precario)”干预运动——塑造新圣徒“圣无保”为工作、生活无保障(precarious)、无编制工人们的守护圣徒,使“圣无保”在意大利处处现身,进行戏仿的天主教仪式,唤起人们对工人问题的关注,促成过许多改变。她还谈及2008年学生反对国家教育经费削减、教育商品化掀起的运动“浪潮(L’Onda)”,呼吁建立学生自治的教育机构模式;2009年学生和群众对博洛尼亚Bartleby文化中心、高速公路等社会、文化、乃至自然资源的占领和“共享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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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体(Commons,亦译作‘公共事物’)”、“共享物(Common Goods)”是上述运动中常被提及的热词,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些还是相对新异的概念,较易理解的实例是“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和“海盗党(Pirate Parties International,简称PPI,亦译作‘盗版党’)”,后者于2006年现身瑞典,起初反对企业版权法对网络下载的限制和知识流通的阻碍,支持网上资源共享合法化,后来在多国发展壮大,触及面拓展至倡导网络信息公开透明,政府行政透明,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更加自由的文明,反对僵死的专利制度和独占特权等。“网络问政”是该党另一特色,利用传说中的“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络媒体使党员们在网上充分行使权利,提出政策主张,收集民众意见,模糊等级制度,由此确定政治立场。去年9月,德国海盗党获得了将近9%的得票率,首次进入柏林州议会,有人将其视作一种替代性治理模式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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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一提,“共享体(Commons)”成为近年间的“关键词”,与埃丽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lstrom)因对“共享体”的出色研究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系甚巨——她的研究使“共享体”摆脱了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1968年的著名文章《共享体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赋予此词的负面意味。此外,亦不可不提作为意大利“共享体”运动重要思想资源的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合著的《Commonwealth》,以及《朱迪斯·来沃尔(Judith Revel)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对话集《The Common in Revolt》。本届“跨欧洲盛会”在博洛尼亚就数字化共享体(Digital Commons),合作工作(Co-working)与合作居住(Co-housing),欧洲共享体新篇章和移民治理等问题进行了专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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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街头,常常可见呼吁将水作为“共享物”运动的海报,该运动始于去年都灵国际大学(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Turin)两位法律学者的全国问卷——问卷显示,绝大多数国民认为水应作为一种“共享物”来由民众共同管理,反对对水的私有化经营。此后不久,在去年6月14日,位于古罗马万神殿和意大利参议院附近的18世纪著名剧院“Teatro Valle”被占领,路易吉·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曾在该剧院首演。该剧院原属意大利剧院协会(ETI)管理,该协会今已解体,剧院亦因成本高昂和行业惨淡而关闭。据传该剧院将由一位巨商收购,改建为餐馆。为此,通过网络动员,文化、娱乐工作者在剧场集结占领,宣称文化应与水和空气一样作为“共享物”,由市民共同管理。如今,“Teatro Valle”的占领将近一年,几乎每晚都有剧目上演,以自愿出价购票的方式向全体市民开放。占领者和市民以公共议事的方式对申请上演的剧目进行品质把关——“我们不用投票,而是倾听那些说‘不’者的理由。”接受我采访的占领者们坦言,这些只是占领的第一步,他们需要发展一套“共享剧院”替代性经营模式,能切实解决剧院运营中的经济问题和工作者的酬劳问题,并将这套方案向政府和市民推行。目前,占领者们还是靠着在剧院之外的工作维生,他们轮流驻守,使剧院24小时处于有人的状态,这样政府就不能发动“强拆”——“政府甚至没有采用停水、停电等措施,大概因为他们担心矛盾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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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占领活动在罗马其他数家剧院和意大利全境的多家文化机构中爆发,最近流行的话题是米兰的一座废弃的摩天楼,在5月5日被数千人逐层占领,欲建成“共享”艺术中心“MACAO”,许多机构、学院、组织和个人纷纷向占领者提交未来的项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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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的交流中,有观众问及中国当下的美术馆建设热潮,周啸虎坦言他认为那不过是一些艺术的“房子”,我们并非这些建设的得益者——“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也会‘占领’这些‘房子’。”对前文中遇到的问题,有关中国的“替代性”艺术实践是否是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马永峰称他认为当今世界重要的不是那些有着明确指导思想的运动,而是无数自发组织的、“微弱”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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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过后,我问“欧洲替代性”成员莎拉·萨莱里和博洛尼亚大学观念史博士让·保罗·费拉(Gian Paolo Faella),“共享体”和“替代性”运动是一种直接针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还是只是一种针对现状的改良方案?他们也坦言参与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多是出于改变现状的愿望,“打倒资本主义”还是个稍嫌遥远的政治诉求。对激进分子而言,这当然是不彻底的态度,齐泽克就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改良又是在延长资本这头恶兽的寿命,使现代国家这个“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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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提到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阉割:“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跨越双方现实情境谈及“资本主义”一词时,我会想起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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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问到,如果“共享”范围扩大,共同治理者的背景和状况变得复杂多元,这种“共享”模式会不会像历史上的各种公社或乌托邦实验一样,以失败甚至灾难告终?让·保罗·费拉认为这是“共享体”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实践者对哪些资源可以作为“共享体”的判断非常谨慎——限于人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小型共同体共享的文化资源等。对我来说,这种“共享体”的意义或许并非最终建立一种事事“共享”的国家模式,而是对部分公共事物进行公民自治,从而使政府成为更加理想化的“有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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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厌倦了就一种实践的“明确指向”或“终极目标”进行提问,这或许是列宁主义为我们烙下的一种思维方式:一场运动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方案,由一个先知先觉的权威人物或最高委员会事先设计,指导群众进行严格的实施。或许在这里,与列宁同时代的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遗产更宜重温:相对列宁对控制和命令的爱好,卢森堡强调无序、喧嚣和活跃的大型社会活动活动的重要性。她强调每位参与者自身的创造力和士气,认为革命是“复杂的有机过程”,对这一过程的任意分割或干涉会威胁整个有机体的生命力——这与现代科学中的“混沌”、“复杂性”、“自组织”概念颇有互通。苏联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卢森堡分子”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也认为,完成革命和创造新的生产形式是在未知的水域中行船,因此,“行动”本身胜于蓝图或作战计划,她问道:“最聪明的封建庄园的管理者能够自己发明早期的资本主义吗?”——同理,若不行动,我们也不要指望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框架下学习知识的专家们铸造出多么精美的未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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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欧洲替代性”成员Lorenzo Marsili , Luigi Galimberti Faussone, Sara Saleri, Gian Paolo Faella;”Teatro Valle”剧场占领者Federica Giardini, Laura Verga, Emiliano Campagnola;James C. Scott《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由宓,倪昆,马永峰,周啸虎夫妇,朱赫,欧宁对此行、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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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四月
日期: 2012年4月16日

前不久,本站译介过ARTINFO纽约站的文章《20 个必看的艺术家网站》,点击率颇高。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微博和展览开幕现场似乎是比网站更鲜活的表现与交流平台。同时,艺术家个人网站资料不齐全、代码不合格、后台程序旧、维护不及时等问题也颇受诟病。在此,ARTINFO中文站从我们所知的中国艺术家网站中选出20佳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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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斐 http://caofei.com/

简约、鲜活的页面设计堪称模范,图片惊艳,手感流畅,新鲜资讯随时供应,可作为“曹斐乌托邦”中完美的小型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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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t art http://www.forgetart.org/

简洁的Wordpress模板颇合forget art“保持一种业余性”的态度,大量集合forget art的项目图片、视频、访谈、相关报道,以及与其理念相关的重要文章,还包括近期在“洪恩观”进行的项目“不是吃素的”中“裸访谈”的全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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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 http://www.jiangzhi.net/

清晰简约的日历式模板,与蒋志的作品相搭颇显禅中机锋,选用同样模板的艺术家陈劭雄(http://www.chenshaoxiong.net/)和陈晓云(http://www.chenxiaoyun.com/)的站点却有迥然不同的气质,前者的主题偏于个体对现实情境的干预,“个体”在后者那里却更多是承受者肉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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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本本 http://leibenben.com/

轻巧的页面,不断更新的“一日一照”使网站与现实之间保持着一种即兴而执意,日常又超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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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伊 http://weiyi.li/

不能用IE开,视频需翻墙,李维伊的网站绝对值得你“麻烦”一下,页面有如点缀珠玑的长卷轴,汇集了她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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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其蔚 http://www.linchiwei.com/

台湾声音/表演艺术家林其蔚的个人网站,非常详尽的个人创作档案库,有大量视频和录音在线饕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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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 http://www.liudingstore.com/

访客可在“刘鼎的商店”中就各种主题进行互动,通过介入“商店”这种实用主义的经济模式,参与到有关价值形成的思想生产和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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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 http://www.maleonn.com/

醇郁唯美的网站设计,有如一个神秘剧场的海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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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岩松 http://www.i-mad.com/

MAD事务所的建筑和艺术作品尽在其中,皆以精致考究的大图呈现,访客游于建筑情境之中,有抽丝剥茧地洞悉其复杂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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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 http://www.alternativearchive.com/ouning/

欧宁是触角遍及艺术、文学、城市研究和社会运动的“章鱼哥”,还是将乡村建设、乌托邦梦想和革命等严肃话题全统摄到一种文人趣味中的老小资?无论怎么看,欧宁的博客都丰富至极,“触角”所及之处皆在这里留下新鲜痕迹。此外,对各路社会媒介和大量网站资源的链接也是这个站点引人垂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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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杰 http://www.qiuzhijie.com/

邱志杰对各种创作媒介的涉猎在网站中有详尽呈现。老邱亦勤于写作,在网站博客“非常现场”可见他就艺术创作、展览、理论思考、阅读、总体艺术教学和社会实践撰写的精彩文章,当然还有今年作为上海双年展策展人写下的大量策展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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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原&彭禹 http://www.sunyuanpengyu.com/

点开首页红色幕布,明确的架构与大量图片、视频的组合使人如身临两位艺术家构造的强烈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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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伟 http://wangjianwei.com/

汪建伟的flash版网站有非常强大的发散式结构,及时的展览与活动动态,艺术家编年作品图片、视频和详细文字资料尽在其中,还有许多可下载资源。如果你的电脑运行flash缓慢,亦可选择结构简明却不减功能的html+ipa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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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峻 http://www.yanjun.org/

与身穿白色“忘了”T恤的颜峻一样,网站以“听见了”、“演完了”、“出版了”、“写了”为子项目,漫不经心的范儿中充满不驯的态度。其中有分类详尽的声音作品试听和购买信息。左侧的滚动小日历还随时播报着重要的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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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醒 http://blog.yan-xing.org/

陈劭雄曾戏称鄢醒的微博可做成gay版的翠西·艾敏展览,他的博客“日翻一片”比微博更丰饶入微,其中的大量照片、展讯、文章、访谈远比他的网站(www.yan-xing.org)鲜活和即兴,那些有关个体经验的叙述也篇篇动人——无论你将其视作一种催情的猛料,还是一种让·热内般的文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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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钧 http://www.post-concrete.com/

声音艺术“教父”的网上宫殿,声音艺术资源的丰饶之海。还要记得别错过其博客“重美学口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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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轩 http://www.r-y-e.net/

生于1989年的声音艺术家叶轩的网站,访客可在《Revolution is coming》的音乐背景中浏览相继漂移的纯彩页面,欣赏她以多种乐器和媒介创作的歌曲,还有摄影和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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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http://www.zhanwangart.com/

点击首页后会发生华丽的大爆炸,点击每块悬浮于浩瀚太空的巨石欣赏不同作品的详尽介绍——大多与石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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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 http://zhangxiaogang.org/

“天王级”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如此用心经营个人网站的实不多见。主页面是典型张晓刚风格的旧墙,鼠标箭头所到之处会留下红色的“血缘”线——可如此在墙上写你所想,但一切都不会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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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祖咒 http://www.zuoxiaozuzhou.com/

从一张安迪·沃霍尔范儿的怀旧海报进入网站,音乐试听和在线视频慷慨供应,唱片购买方便快捷,背景音乐轻逸怪诞,最新最全的资源令咒粉儿们狂爱。


2 一月

作者: ARTINFO

日期: 2010年12月31日, 星期五

http://cn.artinfo.com/2010/12/31/2010-top-10-exhibitions-%E2%80%93-our-choices

2010年马上就过去了,我们也不能免俗地来评评“年度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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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四月里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OCAT)的“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展,它无疑是从“电影”角度出发、对华人(内地、台湾与海外华人)当代影像艺术历史、美学及创作观念的系统研究开了个好头,尽管最终在展览模式上依旧略显保守,但已在理念上达到某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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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空间的“51平方”项目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这不仅仅是一系列年轻艺术家个展那般简单,更多地是在一种受限的系统中来探索尽可能多的可能性。包括王思顺、胡向前、李牧在内的几位艺术家都曾将展览空间延伸至51平方展场外——如何走出去、再回过来扣问一个既定的体制;又如何以持续性来敲打艺术创作/生产—观看二者关系的边界……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51平方”一年多实践所进行的可贵探索。待至明年开春后的总结性群展,或许会有更系统的思考沉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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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是一个新发现,策划角度的新意显而易见,当代艺术领域几位策划人理念中的摄影展,回归了摄影本身的视觉魅力,挖掘出一批新鲜灵动的年轻才俊,带上了某种“颠覆性”。我们也与总策展人费大为探讨了其中的策划理念,敬请关注即将推出的深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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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从西天到中土”展作为上海双年展的一部分,反而是显出双年展主体所相对匮乏的简洁与清晰,以一种相当浪漫的方式呈现中印两个古老文化之下的当代创作。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印度当代艺术家被推介至中国,他们与展场、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对话也无形中为项目增添了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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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澳大利亚文化年,以澳大利亚艺术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层出不穷,而中国美术馆的“帕潘亚绘画:来自澳大利亚沙漠”则获得了格外的成功。独特的土著文化带来一种罕见的美,超越了画面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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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罕见的美来自西藏:约有50位艺术家受邀参加了宋庄美术馆的“烈日西藏——西藏当代艺术展”,汉藏两地的创作均在其中,试图还原一个被当代价值观“重塑”的西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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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也有几个尤为令人难忘的个展。站台中国推出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其中王功新的影像新作展“关联”以言简意赅的方式探讨了新媒体表达为传统影像创作所带来的更多可能性,具有相当的视觉愉悦性,却也清晰地从一个展览整体上来呈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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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界仁在大陆的首次个展引人注目,构成长征空间日前“帝国边界”展主体的,是陈界仁两部同名影像作品及其衍伸的展示。在以“再书写”与“再想象”来重构集体记忆的方式在陈界仁这儿达到了一个高度,这位台湾当代艺术代表人物在艺术中超出政治本身的“政治性”,对我们也有着相当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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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展中还有刘小东的最新展、其实也是一个文献展的“金城小子”,为此,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也特意安排了侯孝贤同名纪录片的联场放映,为展览增色不少。这是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直面记忆、直面根基的一次主动挑战,无论你是否喜爱他的绘画作品,这种勇气都值得关注,也具有被探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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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最后一个名额留给了一个或许有些不起眼的展览——由艺术家马永峰及其艺术“机构”Forget Art发起的“地点:龙泉洗浴”。这种在城市中任意空间进行的艺术项目不是什么新鲜事,而Forget art所带来的这一次却具有独到的生动性。我们赞赏这种想象力丰富的对日常生活的“微干预”,艺术项目的策划可以有无限可能,不是么?


2 十一月

作者: 申舶良
来自:ARTINFO
日期: 2010年11月1日, 星期一

http://cn.artinfo.com/2010/11/01/interview-ma-yongfeng-forget-art-ect

马永峰在“地点:龙泉洗浴”现场演示艺术家吴迪的作品,北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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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请谈谈创立“forget art”的缘起。


马永峰:我个人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步,泡沫在两年内一下子上升到最高端,然后又一下子跌下来的过程。06年时我在纽约,之前大家都是零散地卖一些作品,06年苏富比举办了一次中国当代艺术拍卖,07年将其炒到一个高峰。08年我也在纽约,3月时艾未未在Mary Boone画廊做了一个红色的大吊灯倒在地上,我感到有种“帝国”覆灭、经济崩溃的象征意义,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就要爆发了。这都发生在短短两年内,中国当代艺术以前不为人知,到对西方买家而言又仅仅等同于金钱。《纽约时报》曾指责这种盲目投机和一拥而上的心理,我觉得很准确,但这在中国一直都存在。另一方面,9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中开始流行“双年展文化”,创建一种旅游产业,带动一整座城市,邀请的都是一些制造庞大的“视觉盛宴”的艺术家,充满庞大的装置和影像作品。当时令人感到震撼,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个模式愈发让人感到没有价值,这体现着西方的线性发展观。中国艺术家也学习这一点,在当下喜欢创作一些假大空的东西。西方艺术界也在反思这种情况,反思“双年展体制”,这个体制没有推动任何艺术家,只是带来名利场式的视觉盛宴,或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时尚标本。大家开始回顾60年代的“贫穷艺术”,日本的“物派”,以及“极少主义”。09年蓬皮杜中心举办了一场展览名为“空(Void)”,其中展示的一些艺术作品如伊夫·克莱因的空房间或约翰·凯奇的4’33’’。这展览令人觉得花费几百万制作的一件豪华作品可能还不如一件现成品有价值。07年后我就在思考该如何呈现艺术,或是艺术到底重不重要都是个问题。有一次我带着我女儿去看画展,她问我:“这儿为什么要挂一幅画?”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空间其实挂不挂画都不重要,让我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思考真正与这空间有联系的是什么。去年我提出了“forget art”这个机构的设想,以上算是历史背景吧。现在也是一个艺术的转折期,很多人都在反思艺术到底重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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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forget art”的第一个作品是怎样的?


马永峰:第一个作品是09年在方家胡同46号北京现代舞团的院子中做的“游击剧场”,5位国际艺术家在户外做的一场新媒体艺术展览,都与剧场有关。50年代波兰导演耶日·格洛托夫斯基提出“贫困戏剧”的概念,以反对当时华丽的舞台设计,体现演员最纯朴的精神状态。他后来到意大利影响力意大利的“贫困艺术”,产生了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比如把15匹马牵到画廊里,这是65年的作品。“游击剧场”的5件投影作品分布在院子的不同部位,舞团在室内演出正规戏剧,作品则在室外以游击的形式体现戏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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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forget art”的第二个项目应该是今年9月的“地点:龙泉洗浴”,这个项目反响非常好,之前筹备了多长时间?


马永峰:大约3、4个月,提前和艺术家打招呼让他们准备作品,但每个艺术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真的去做。之前国内也有艺术家做过特定地点的作品,比如徐震在超市中做的项目,整个超市完全被艺术家控制,也很有趣。但我不想把一个空间完全占据,只提倡一种极少主义的干预,而不是一种侵略式的干扰。“干预”处于一种中间状态,让这个空间本身还是原来的空间,或是空间之后的空间。这个项目筹备了很长时间也是由于很多艺术家不了解这个概念,还是愿意将作品做大,让人感到印象强烈。我不停地与他们沟通我的概念,请他们尽量用微弱的形式与空间建立某种联系——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谈了30多人,很累。年轻艺术家的接受能力都很强,觉得这样也挺好玩儿。首先,大家对地点都感兴趣,很多年轻艺术家毕业后直接进入商业画廊,从没玩过这种好玩儿的项目,这带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自己的作品在画廊卖钱可能一开始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但随后便失落了,而这个项目让好多年轻艺术家感到非常兴奋,不停给我打电话,报方案,改方案,很晚也给我打,有创作的激情,而其实现在很多年轻艺术家都非常懒散,我觉得态度是最重要的。地点只是形式,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概念是我对大家提的一个要求:当观众进入环境后,尽量不要让观众看出“这是一件作品”,要融入环境之中。澡堂本来就很乱,硬要做一个作品挂在墙上那是显得很突出,但和环境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希望观众进入后感到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但其实在暗中发生着,就像生活中很多事是隐藏的——你只能知道两三个朋友的事,但不可能知道所有人的私事,这种局限性让人思考到底什么是艺术,何时该自我限制。从史前到现在人过的都是部落式的生活,不会因为全球化就真的和全球建立联系,那些联系都是虚拟的,就像波德里亚说“伊拉克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和他没有关系。根据他的《喻体与拟像》,所有反映的真实可能都不是真实。所以,你到底要哪一种真实感?可能你真正做一件作品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当你把一个空间还给这个空间,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意义,或是“空间之后的空间”。这就像《盗梦空间》,第一层是一个澡堂,通过“微干预”则到达另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的某种思考或许还能通向另一个层次,一个非常危险的层次,可能你就不去了,只是想象你在那儿做一个东西,至于做不做则没人和你计较。艺术家们做的作品大部分都达到了这个效果,所以我是比较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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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在筹备过程中你会不会直接否定他们的方案?


马永峰:有啊,有的人还吵起来。我说:“要不你就别参加”,后来这人也同意了。艺术家都希望做一个让人能够记住的作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基于一个理念推出的集体项目必须要顾及集体感。这不是那种文革式的集体感,而是一种可以忽略的美学观,劝你思考得更加深入:为什么你的作品要做那么大而空洞?你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你怎样利用空间。其实“创作”一件东西是可笑的,套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艺术家们一创作,上帝就发笑。自然中的奇迹比艺术家的想象更丰富,最重要的是发现其中的美或关系。艺术史上重大的改变都是观念的改变,而创造一个“物”其实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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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筹备这个项目是否开过集体会议,还是单独沟通?


马永峰:都是单独沟通,人的交往范围有限,一对一或一对二的交流才有效,这就是为何研讨会试图讨论一个问题从来都没有结果,每个人思考的半径都不一样,永远触不到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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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在艺术家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标准?


马永峰:主要就是年轻艺术家。以前创作过什么作品我不考虑,也许有些艺术家对自己以前的作品不满意,通过这个项目正好能够“forget”自己那部分,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新激发自己的潜能。其实是不是艺术家都无所谓。这是一个整体项目,每个艺术家在里面都是一个细胞,或是一个细菌、病毒,是肉眼看不见的,但影响着你的生命。我希望未来的艺术从细微处着手,而不是作为“宏观狂人”,想着要驾驭全球化。我觉得现在是个体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你需要把自己的东西思考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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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这个项目中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马永峰:也有,比如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将一只猫打上麻醉剂,有很多人投诉这件作品虐待动物。当时我们沟通的是将猫打了麻醉剂放在角落里,但他放在床上,还安排了摄像机拍摄,这就不是微干预了,而是非常强烈的干预。后来我也和这位艺术家谈过,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好。这也不可避免,每个艺术家都想借助平台做些自己的事。但总体上讲还是挺满意的,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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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Forget art”接下来有些什么计划?


马永峰:明年要做一个跑步的项目。我对白色立方空间中的展览没有什么兴趣了,这种展览人人都可以策划。我明年准备策划的项目邀请15-25名艺术家跑1万米,这对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体力考验。艺术家都很懒,每天睡到12点。这个项目要求参与者在跑之前想一个方案或作品,然后开始跑,可能跑到一半根本就不想任何事了,跑到最后体力耗尽,任何想法都没有了,只想要一杯水,这时我要看看你还能做什么。这个项目可能就叫“跑过1万米后你还能做什么?”,最后会通过一个记录片制作团队制作一部极简的电影,进入电影的渠道,而不是通过展览。跑之后会立刻给你来一个访谈,可能你的回答与跑之前的想法完全不同。艺术家可以选择自己跑的地点,在商场、山上、树林、鸟巢、高速公路或是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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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我在北京搬过很多次家,要是我去跑就把每个住过的地方都路过一遍。


马永峰:这个想法很观念!我也考虑在每个参与者衔接的时候也有个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如何传递这种观念,一个艺术家跑完1万米,会把自己的某个东西传给下一个艺术家。“传递”也是很有意思的观念。现在只有个大致的架构,具体细节我还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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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本来下一个问题是想问项目做久了之后会不会形成对空间“微干预”的固定模式或惯性,但听到跑步这个计划,这个问题也没必要问了。


马永峰:“Forget art”的每个项目和前一个都完全不同,你永远不会预料到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我们倡导一种流动性和游击性。“干预”不局限于对空间的干预,可能是对情境,或是对事件,一种可扩展、可持续的模式,而不是现在那种剥夺式的发展模式。我们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没有固定的人员,没有固定的空间,也没有固定的思路。我只是一个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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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Forget art”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


马永峰:有时候会有项目赞助,“游击剧场”有聚敞艺术中心提供了投影仪和小画册的资助。“龙泉洗浴”不需要太多资金,3、4千块钱就可以了,我不想打任何一个画廊的名义在里面,做得非常独立,没要任何赞助。大声展上的“物体吞吐机”有一些交通费等方面的基本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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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你觉得艺术对生活有用吗?


马永峰:确切讲没有任何价值。英国艺术家马丁·克瑞德曾说:“整个世界+作品=整个世界”,这样说的话,“整个生活+作品=整个生活”。艺术与生活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看到的不是作品,而应该是你整套的生活价值观,迥异于别人的价值观是你有魅力的地方。所以艺术有时并不重要,艺术背后的东西很重要。我的态度也经历了很大改变,以前我还是想创作一件好作品,但现在我会想为什么要创作一件好作品?创作一件好作品的观念是这个艺术界灌输给你的,你想的其实是能不能被艺术界承认,作品卖出去几件,价值观都树立好了。这可能是一个艺术的阴谋或陷阱。真正的艺术家要随时有这种警惕感,将自己与这陷阱隔离,沿着自己本质的思路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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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你个人的创作与“forget art”的关系是怎样的?


马永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的作品现在基本上是三个方面混合在一起。一个方面的微干预。还有一个方面可称作“以情境为基础的创作”,我曾做过一个作品是在街上与一个陌生人谈话,谈了5、6分钟,用摄像机偷拍下来。过了一年我找到这个人,请他吃饭,问他还记得和我在街上说过一段话吗,他早就忘了。我说这些话我都打印出来了,我们能不能在吃饭前在相同的地点、那个时间,把这些话再重复一遍?后来他费了很大劲把这一两页的“台词”记住,两个人在街上像戏剧排练一样把这些话又说了一遍。都是些没什么意义的话,比如“修水管”、“去哪儿”一类的,这人也不是艺术家,具体是个干嘛的我也搞不清,我们就是在一个村儿住着。我通过这作品探讨一个情境的问题、时间和记忆的关系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极少主义的创作,比如这次在大声展的“物体吞吐机”中展出的就是向极少主义致敬的作品。其中有反射,这个霓虹灯半圆是真实的,另一个是虚假的,就像齐泽克用“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来阐释《骇客帝国》。这个“反射圆”是不是真实的?人们感到很奇妙,钻进这个“圆”之后感到更奇妙:一个圈围绕着你,中间断了一点,这个断点在提示你去思考这是真实还是虚拟。整个作品很极简,但让你感到其中有很多东西,目前我倾向于创作这种作品,尽量不去说太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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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你早期的影像作品给人很深刻的印象,现在还做影像吗?


马永峰:做啊。我最早的影像作品是将6条金鱼放在洗衣机里,在纽约P.S.1展过,在德国也展过,每次都会上报纸头条。那是我进入艺术圈的第一个作品,算是强势进入。但后来我反思觉得这作品太过了。我当时生活在深圳,环境就是那样,我想用这表达我的生活状态,很直接。也有动物保护主义者反对这件作品,但西方人解读认为这是政治,后来以色列双年展还采用了这件作品,以色列人觉得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的地方,在一个耶路撒冷的老监狱中做了一个展览,以前是最早的关押犹太人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监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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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你现在每天创作吗?


马永峰:没法说是创作,其实所有创作都是生活的副作用。就像吃药产生的副作用,治疗的作用不是创作,治疗的作用太功能性了,而艺术不是功能性的,是副作用。所以创作不能先入为主,认为“我在创作”。我想做那个跑步项目,是因为生活太懒散。晚上工作到3、4点,中午11、12点起床。需要重整旗鼓,好好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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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工作”指的就是创作作品?


马永峰:并不是创作作品,只是生活过程,上网,干其他事儿,找资料,上微博,或是画些草图。真正创作的作品都是很偶然的,比如在散步或者和别人聊天的过程中想出来的。创作的过程不用太长时间,真正重要的是生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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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能否谈谈对你影响较大的艺术家和哲学家?


马永峰:先说哲学家吧,我读的比较少,西方的理论过于艰涩,我读不下去。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金刚经》和禅宗的一些书,还有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提出关于真实和虚拟的概念我觉得挺重要的。相比西方的哲学我更喜欢东方的思想方式。我也喜欢读《庄子》,可能是一小部分吧,关于“逍遥”的状态的一些东西。至于艺术家,我喜欢的也很多都是受东方影响的艺术家,比如马丁·克瑞德,冈萨雷斯,曼佐尼,伊夫·克莱因等人。我不太喜欢和社会挂钩的艺术家,比如博伊斯,当然也好,能够推动社会运动,艾未未也是这种艺术家,但我倾向于个人内心体验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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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但你是否觉得博伊斯在卡塞尔号召人们种下7000棵橡树也是一种干预?这与你的艺术理念是否有相似之处?


马永峰:相似之处不在这里,博伊斯这件作品是与德国历史有关的。博伊斯曾是纳粹空军,这作品有纳粹思想在背后,7000课橡树与希特勒的某种计划有关,那种宏大的德意志计划,具体的我忘了,你回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他的干预很大,在卡塞尔的美术馆前,属于一种国家意志的干预。而我倾向于一种完全个人式的干预,而不是卷进一些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杜尚、曼佐尼、伊夫·克莱因这种艺术家对东方思想的提炼及与西方的结合。毕竟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西方的线性发展是不一样的,我们想问题可能是直觉式的、体验式的,西方人可能是逻辑式的、直线式的。我们则是多点,蜘蛛网似的、迷宫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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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对你而言“信息”重要吗?


马永峰:信息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网络信息越发达,你所得到的信息越少,每个人要建立自己的防火墙,屏蔽没用的信息。当然我是反对那种国家式的屏蔽的,网络应该是完全的自由状态。但一个人面对的信息空间是有限的,你一定要建立某种信息差,让自己的信息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Google有Reader或RSS功能,这是最重要的功能,形成你所感兴趣的Group、信息群或信息社区,把和你无关的信息都屏蔽掉,虽然它是自由的状态。在Twitter,Facebook或Web 2.0里面,你要建立自己的信息圈,信息足够你用就行了。我4、5年来不看报纸、杂志、电视、新闻也不看,它们是不真实的,就像波德里亚所说,都是和我没有关系的。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偶尔上网,门户网我也不去看。艺术圈的新闻也是这样,新展览我也不怎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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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阅读呢?


马永峰:阅读会像杠杆一样撬动你的新思路,但过度的阅读也会导致对世界的体验越来越微弱。每年读两三本书就可以了。过度的阅读会导致人知识分子化,你感觉获得了很多知识,其实你失去了很多东西,一样的。我尽量把自己打入信息的原始时代,把自己放空,对信息流的摄入减到最低。或许让自己无所事事,将自己囚禁在信息牢房里面,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会更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我还蛮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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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而现在许多当代艺术家经常以社会事件为题材。


马永峰:这涉及到对社会事件的提炼,我也是有政治态度的,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普遍尊重。但每个艺术家呈现的方式不一样。艺术家必须通过自己的过滤将其转化成有意思的形式。不能说的太多,让人看了还是原来那个社会事件就没意思了。我并不关注社会事件,我觉得可能微小的运动更有意思。“微干预”是我从一本叫《微趋势(Microtrends)》的书中想出来的,这本书从很多社会发展的微趋势来看出未来的社会层次,比如婚姻,可能未来就没有婚姻了,婚姻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财产观念,并不是关于个人自由的,现在很多人都选择不结婚,未来婚姻也可能呈现出很多人在一起的情况。我觉得社会应该允许多元模式存在,这只是一方面。


28 九月

By Wang Ge, ARTINFO China

Published: September 27, 2010

http://www.artinfo.com/news/story/35868/get-it-louder-exhibition-blasts-beijing-and-shanghai-with-contemporary-art/

BEIJING— After a brutally hot summer, Beijing’s inhabitants have been luxuriating in early autumn rain for days. And since September 19 the place to luxuriate has been the Sanlitun SOHO business compound, built by Beijing’s biggest real-estate developer, Pan Shiyi. There, one can mingle with artistic types, computer geeks, and assorted hipsters, all attending the young traveling exhibition Get It Louder, which will run in Beijing through October 10 and then move to Shanghai for a two-week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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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ed in 2005, Get It Louder started off as an exhibition series focused on young Chinese talent from the realms of art, design, music, and film. After two editions in 2005 and 2007, this year’s event seeks to address “sharism,” a term coined to capture the kind of freewheeling, communal spirit fostered by social media and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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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intriguing about this so-called biennial (which arrives one year late after the 2009 show was canceled due to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s how cyber-activities have penetrated the creative sphere, and how art is flourishing in communal spaces such as shopping malls and commercial compounds instead of museums and galleries. This year’s theme examines how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ublic spaces and the private realm are complicated by th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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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founder Ou Ning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haracters in China’s art scene today, all the more so for being so enigmatic. By turns urban activist, curator, writer, designer, artist, and filmmaker, Ou paired up a few years ago with independent media magnate Thomas Shao (of the Modern Media Group) to launch the Shao Foundatio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timulating cultural debate and production. Get it Louder is their most public activity and, like Ou himself, aims for a kind of ubi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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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It Louder 2010 features a huge range of events including artist talks, workshops, film screenings, and performances, with participants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Taiwa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ighlights include the work of collective Lv Xiao (the “Green School”), a group of cartoonists whose contribution to Get It Louder features hand-painted paper, sculpture, printed materials, and publications. Forget Art, which recently staged an art happening in a Beijing bathhouse, also puts in an appearance with “Object Transformer,” a piece that invites visitors to participate by leaving something from their pockets behind, which a team of 13 artists then manipulates and puts on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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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activist Ai Weiwei and rocker Zuoxiao Zuzhou collaborated on “Munich Pork Hock,” which features stills from Ai’s recent documentary film about his trip to Chengdu to testify on behalf of imprisoned activist Tan Zuoren. (Tan, like Ai Weiwei himself, has fought to expose corrupt officials seeking to cover up the shoddy construction believed to have led to the high death toll during the catastrophic Sichuan earthquake of 2008.) The stills from the documentary are shown alongside Zuoxiao Zuzhou’s original compositions for the sound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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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lm program is a particularly strong aspect of the traveling exhibition this year. Director Liu Jiayin is screening two films, her brilliantly drawn, award-winning portrait of a working-class Beijing family (her own, in fact), titled “Oxhide,” and its sequel, “Oxhide II.” Meanwhile Yang Rui’s experimental “Crossing The Mountain” presents an eerie story set in striking landscapes in southwest China among the Wa people, with whom the director lived for three years. Documentary filmmaker Zhang Zanbo presents “Falling From The Sky,” a long, slightly surreal documentary set in Suining, a small town in southern China within the impact zone for rocket debris from the Xi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Last but not least, newcomer Xue Jianqiang blurs the line between documentary and sci-fi in “Martia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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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makes its way into the Get It Louder program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year, with workshops by renowned Chinese writers including Han Dong, Zhu Wen, and Lu Yang, as well as London author Hari Kunzru and American author (and former Beijing resident) Roy Kesey. Meanwhile, in the design section, Cai Yuanhe exhibits a striking series of wood engravings titled “Non-place,” while Shanghai-based designer Liu Zhili offers “Outside,” an electronic sconce that doubles, in the true spirit of “sharism,” as an elaborate joke about the internet.


25 九月
Photo by Shen Bo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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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ganinzation Forget Art presented a show at the Dragon Bathhouse in China’s Caochangdi Art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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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hen Boliang, ARTINFO China
Published: September 24, 2010

http://www.artinfo.com/news/story/35854/a-steamy-contemporary-art-show-washes-up-in-a-beijing-bath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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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Monday is usually a dead day for Beijing’s art scene, with the galleries and museums closed after a bustling weekend of openings — a day when the finely attired gallery-hoppers and scene-makers can finally take a rest. This past Monday, however, an art event referred to as a “micro intervention” took place at the Dragon Fountain public bathhouse in the Caochangdi Art District, luring Beijing culture mavens out of their post-weekend hibernation. The publicity poster read: “People dressed in normal attire will be denied entry; those in underwear and bathrobes have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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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agon Fountain Bathhouse is close to Caochangdi’s Red Yard No. 1 art complex — home to leading galleries such as Chambers Fine Art — and anyone who has ever been to the district has no doubt passed by at some point. On the day of the event, the publicity poster’s threats were proven empty: nobody actually came dressed in their underwear or bathrobes, although the men’s and women’s baths were functioning as usual. Familiar faces in the art world could be seen skulking about, looking for artworks. For while 30 artists participated in this happening, there were no labels pointing out where the works might be, or to mark to which artist they should be at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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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entering the men’s baths, a cat and a dog could be seen lying together on a massage table, pumped full of drugs to make harmonious bedfellows of natural enemies. The work, by Deng Dapai, was titled “Detention.” Across the room, a television showed Gao Ming’s animated film “Miss Su’s Mountain.” On a bed opposite rested a small paper polyhedron by He Yida that had been allowed to dampen and sag in the bath’s humidity. A soccer ball by Liang Bing in the corner was painted to resemble a volleyball, and for Wang Guangle’s appropriately named “Imitation Terrazzo,” a piece of cement had been painted in acrylic to look like the faux mar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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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enter of the men’s baths, surrounded by water and illuminated by candlelight, lay a Chinese zither-like instrument, titled “Wave,” by artist Li Bo. Above the sauna furnace hung Yang Xinguang’s “UFO,” an annulus of light that added a mysterious, extra-terrestrial ambiance to the scene. In Xu Xiaoguo’s “Evaporation,” a glass of clear bathwater boiled away on a small camping stove.

In the women’s baths one could admire a huge pink cloth dumbbell by Wu Di set atop a massage table. It looked light and fluffy, but was in fact extremely heavy. Obstructing the entrance to the changing room was a stone made of sticky rice, “Stubborn Object, No. 1″ by Canadian artist Stephanie Shepherd. It was unclear whether this “stone” was intended as an obstacle or to serve some other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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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ece attributed to Italian artist, Alessandro Rolandi, titled “Voices,” featured the names of female poe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scribed on lockers in the changing room. Some of the lockers were open and empty, others closed, and still others filled with magnificent clothing and jewelry — artist Cai Weidong’s contribution, “Props,” once worn by models Cai photograp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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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of the works from the men’s and women’s baths seemed to function in tandem: in the men’s changing room, lockers also brimmed with clothes, but of a less glamorous variety. In Yang Guangnan’s “Garbage,” a black bucket was filled with dark bathing water, emphasizing the power of “yin” (or female) forces, and offering a counterpart to the boiling cup of water on the women’s side. Affixed to the wall, the sign “Careful! Slippery When Wet!” was remade by the artist Wu Xiaojun to read, “Be Careful of Them!”. The sounds of women hurriedly washing themselves were amplified and played back for Ren Bo’s “Dragon Fountain Bath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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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howers, brightly colored female undergarments were draped over the faucets in Li Wei’s “Han Fanggang Got Lost.” In the sauna, meanwhile, Yang Guangnan installed his “Curtain,” composed of razors sewn into the decorative door hanging, illuminated by candlelight. A secret peephole made by artist Gao Feng leads from the women’s washing quarters into the men’s, recasting women as sexual aggr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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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vent was organized by artist Ma Yongfeng and his independent venture, Forget Art, which employs “nomadic urban” strategies to create art “happenings,” inserting so-called “micro interventions” into the everyday. The organiz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forgetting of the extant forms of contemporary art, allowing for the creation of truly new art. It was in this spirit that visitors were supposed to read the paradoxical words of Austrian artist Ulrike Johannsen, pasted all over the walls, mirrors, and other surfaces of the site: “Please remember to forget art.”


9 九月

作者: 申舶良        日期: 2010年9月8日, 星期三

ARTINFO

http://cn.artinfo.com/2010/09/08/dragon-fountain-bathhouse%EF%BC%9Amicro-intervention-bathhouse

北京报道——周一的艺术圈最为冷清——博物馆和画廊闭馆,周末两天例行公事般身着雅致服装赶赴展览开幕的串子们终于能在家睡上一觉。而上周一下午15:00-19:00,在草场地艺术区内的小公共澡堂“龙泉洗浴”进行着一场有趣的艺术“微干预”活动,名为“地点:龙泉洗浴”。活动的宣传画上写着:“衣冠整齐者拒绝入内,着内衣和浴袍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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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洗浴”距离草场地红一号院很近,许多来看艺术的人都曾经过此处,却并未留意。活动当天并没有人穿内衣和浴袍,男、女浴室皆畅通无阻,却很难看到明显的“艺术”痕迹,只见圈中熟悉的面孔们认真地走来走去,寻找着“作品”——没有展览标签指明哪些是作品,以及创作者是谁(参加此活动的艺术家有3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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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男浴区,便看到按摩床上卧着一只猫和一条狗(邓大非《拘留》),这对天敌被注射了药物,在一起相处甚是“和谐”。电视中播放着一段动画影片(高铭《苏小姐之山》),对面的床上,一个小型纸工多面体(何意达作品)在乱糟糟的环境中展示着自身精准的空间规划,却也被澡堂的湿气润得有些含糊。角落中有一个被画成足球的排球(梁冰作品)和一块被用丙烯涂成水磨石的水泥板(王光乐《仿水磨石》)。男浴室中,一张古琴般的乐器(艺术家自制)静卧在浴池的水面上,被烛光映照(李博《浪》)。桑拿间的碳炉上方吊着一个环形灯管,熠熠生辉,神秘如UFO(杨心广《UFO》)。一杯白色的洗澡水在小型户外用灶上沸腾着(徐小国《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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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浴区中“艺术”和“性别”的痕迹略为明显。按摩房的床上放着一副大大的布艺哑铃(吴迪作品),看来轻盈,举起来却极重。通向更衣室的门口放着一块糯米做的石头(加拿大艺术家Stephanie Shepherd《Stubborn Object No.1》),不知是阻碍,还是将人垫高便于偷窥。更衣室的衣柜上贴着各国女诗人的名字(意大利艺术家Alessandro Rolandi《Voices》),有的衣柜锁着,有的空空,有的充满绚丽的服装和首饰(蔡卫东《道具》,被其拍摄的模特穿戴过的衣饰),两位艺术家的“干预”在一起形成类似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晚宴(The Dinner Party)》的作品,却多了不搭调的感觉(男更衣室的衣柜也遭到同样的干预,只是其中衣物不似女更衣室绚丽颓靡)。一个黑桶中盛满幽暗的洗澡水(杨光南《垃圾》),有如古书中强调“阴”之宁静而强大的力量,与男浴室那杯沸腾的水动静相生。墙上的“小心地滑”被改成“小心他们”(吴小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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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有点儿忐忑的心情走进女浴室(曾有人在澡堂说“墙那边是天堂,也是地狱。”),急促、有节奏的声响渲染着这种忐忑,其实是一件声音作品,将女性洗澡过程的录音放大播出(任波《龙泉洗浴》)。淋浴区的水管和喷头上挂满鲜艳的女性内衣(黎薇《韩芳芳走失了……》,这与她雕塑作品对实体的强调相较迥然)。桑拿区的门帘上缀满剃须刀片(杨光南《帘子》),在烛光映照下显得谜样凶险。墙上的一个探向男浴室的偷窥孔(高峰作品)将女性从当代艺术传统中的欲望客体地位转为欲望主体,男浴室也可以窥向女浴室,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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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艺术家未到场,而是请另一位参展艺术家朋友记下到场观众的姓名和电话,在活动后打电话给观众。我很遗憾未能收到电话,但觉得这种形式将此空间中的干预拓展到另一维度,很是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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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由艺术家马永峰及其“forget art”发起。“forget art”是马永峰的发起的一个独立机构,采取“都市游牧”的策略,在城市的任意空间里展开一些无法确切定义的艺术活动,对日常生活进行“微干预”。“forget art”意为遗忘艺术,忘掉当代艺术的既有形式、体制,通过遗忘艺术来获得艺术。有如回到《庄子》所言的“混沌”之中:“混混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庄子·在宥》)”。是故,在这次活动中,墙上、镜子上都贴着悖论般的“千万记得去忘记”(奥地利艺术家Ulrike Johannsen作品),有些作品以平常之物的面目出现,有些非作品的日常之物又貌似作品(比如男浴室中的一片镜子,女按摩间一角的堆积之物,小屋的花窗帘等),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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